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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6-07 15: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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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百年来,中国的知识阶级在中国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出尽了风头,也尝尽了酸甜苦辣,同时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贡献了其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本文算不上是一篇纪念作,只是碰巧在这个时点上生出一些灵感,顺笔率性,想说点什么。

知识阶级,靠书本吃饭的一群人,作为社会机体中的一个官能脏器,在历史医生的“CT光片”上映出的外缘边界,参差模糊,其概念外延用理性定义的方法不好把握,虽然在感性上可以确凿地触摸到它的客观实在。导致外缘不清者,有一些原因,如,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所衍生出的”“难分,由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传统所衍生出的学者”“行者难分,等等。

中国的学术,历来分为”“两类。治隐学者,心兵心斋,空无玄妙,感而遂通,超凡脱尘,在长期效应上对中国文化大树的培育有着深刻的浸润力和滋养力,但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不大参与即世的利益博弈,基本可以算是与世无争。治显学者,则或言忠孝仁义,或言势术礼法,或言科学万能,或言民主进步,对世俗尘间的社会构造和历史演化,产生着直接的杠杆力,因而往往会与世间各个利益集团有着直接间接的利害相关与阶级斗争。如今隐学式微,显学独尊,也只有这一枝的人有资格称知识分子”了。有趣的是,在中国细腻的冠称体系中,一个具有大师称号的隐学人士,未必能获得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人们会毫不吝啬地称一位和尚为大师,但要同时认可他是个知识分子,却会犹豫起来。反之,显学人士的知识分子身份很确凿,但要取得一个“大师”称号却不易。

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阶级这个词很敏感,很较真,把知识分子集团称为一个阶级,可能会惹来学术上的是非。阶级一词的敏感性,当初翻译上的欠讲究应当负上一部分责任。洋文原词CLASS,在语感上首先是一个集团,然后才多少地有点高低上下的意思,例如学生的一个班,称为一个CLASS,首先是一个集团概念,然后才略微有点的意思。马克思以前以及马克思本人使用的阶级一词,在含义上也主要是社会利益集团的意思。而经中文将之翻译成阶级以后,同义,皆是高低上下的意思,一个并列式词组,把集团的含义译没了。在英文中另有一词,STRATUM,中文将之翻译成阶层,其实,这个词在表达社会的高低贵贱意义上,比CLASS强烈得多。然而,在现在的中文里,这两个词的词义恰好颠倒了过来,以致于为了避免阶级一词的敏感性,人们反而经常把阶层作为阶级的一个委婉词来用。 当初如果将CLASS翻译成阶集级团,会好一些。

这个多少被曲解了原意的外来词,到了中国人手里被炒得热辣火爆,在过往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有两部分人专靠玩它吃饭,一部分把它当作香饽饽,一部分将之看作臭狗屎。百年前,阶级的概念被中国新兴的共产主义者引入中国,在学术界手上把玩了一阵以后,渐渐地流入了全社会,流到了新闻记者、文学作家、政治活动家、工人夜校教师等人士的口中。随着知道这个词的人越来越多,使用面越来越宽,其概念定义自然也就没有象起初在象牙塔里刚刚被制造出来时那么讲究了。这本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向社会供应新语汇的正常方式。1927年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关于知识阶级》,开头并没有先解释一下自己凭什么把知识分子群体称为一个阶级。彼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流行最火最热的时候,也未见有哪个牛克思、羊克思揪住鲁迅质问他凭马克思的哪条语录而把读书人称作一个阶级。阶级这个名词,在被后来的政治搞臭以前,远没有那么敏感。

马克思并不拥有阶级之学术概念的发明权,但他的门徒后来却专断了它的定义权。按其权威定义,只有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揭示出来的社会集团,才有资格称为阶级,读书人作为一群,只能各寻其以附之,并无资格独成一皮。马派内部更复有派,多年来不断打派仗,窝里斗。糟糕的是,参加窝里斗者,并非真地都是窝里人,一些假马克思主义人士也加入了论战,搅混水,以致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学术集市上的阶级摊点,一直被阶级已灭,斗争尚存一类胡说占据着。

笔者使用知识阶级这个词的动机,一方面,是要用一个群体概念来代替知识分子之个体概念,从逻辑上把话语理理顺;另一方面,则是要提出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否有自己的利益?如果有,那它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就有理由将之称作一个阶级,因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给阶级下的原始定义就是利益集团。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少有人把知识分子是否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个问题挑明出来,原因很明显,问题一旦摆上桌面不能不回答时,答案恐怕就很难是否定性的。于是,为避免在回答问题环节上的尴尬,干脆,在提出问题的环节上就打住。

如果以孔子开场收徒开始算起,中国的知识阶级迄今已存世两千五百多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对中国知识阶级的历史出身,有过这样的挖掘: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按班固的这说法,知识阶级最初是从官僚阶级中蛹化出来的,其内部诸子百家的形成与其各自的历史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子百家各自的学术偏好也是由它们各自的历史出身所决定的。学术思想的主观性,如此从一开始就被班固揭发了 -- 知识分子的所谓学术良心,其实很难脱掉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印记。

知识阶级有可能被统治,却不可能被同化。两千五百年来,天生外缘模糊的中国知识阶级,竟始终能与其他社会集团划清界限,实在是个奇迹。中国历史上至少曾有一个政治强权确实尝试过用其他阶级的力量来同化它,从1949年共产党建政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这段历史中,中国的读书人被投入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分子知识化的同化炉里炼了二十七年。最终,人亡政息,人亡火熄,书生们从炉里爬出来,掸干净身上的灰土,抖擞精神,又恢复了它的历史存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之不可同化的特性,与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之不可同化的特性,根源于相同的精神特质 -- 自豪感。

其实,在二十七年的同化运动里,中国的知识阶级并未停止发声,报刊上发表的,仍然是他们的文章,出版社出版的,仍然是他们写的书。这些传统的文化阵地,工农兵是难以挤进来的。然而,发声固可以发声,却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历史记录下了当时他们在说什么,却不知道他们当时在想什么;而历史更知道,当时他们所说的肯定不是他们所想的。这便制造了一个思想史的盲点 -- 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至少有二十七年是不可知的空窗期。

思想,总是时代的映象,时代的产物。同化炉里的知识分子,其头脑中只能产生出同化炉时代的思想;六十年代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不可能在脑子里留待八十年代去释放;即或是释放,也已然是经过了新时代加工的新思想了。所以,既不能把二十七年同化炉时代中国知识阶级所写所说的看作是他们当时所想的 -- 因为我们知道,彼时他们是所说非所想;也不能把思想解放运动中爆发出的真话拿来填补空窗期 -- 因为我们还知道,不存在超时代跨时代的思想。

同化运动的核心目标是要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达此目的,所使用的主要思想教育工具自然是马克思主义。象学术史上的其他许多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套学术理论体系,而且是一套相当有道道儿的体系。这套体系在同化炉时代的中国知识阶级眼中,其实远非象他们在解放后所说的那样可厌。它毕竟是一套洋体系,仅此一个字,便会散发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尽亲和力。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思想界所积聚下的无洋不兴的强大传统力,直到今天仍然是决定着中国读书人之基础思维方式的基础荷尔蒙。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列宁的崇奉与八、九十年代对哈耶克、科斯的崇奉,源于同样的心理动能,因而烈度不相上下。如同许多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在其回忆录中所说,自己就是靠着“读马列”这一当时唯一合法的精神活动,而解决了精神饥渴,保持了精神生存,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的。

如果同化大业仅仅是在思想理论上下手作功夫,仅仅是压迫着读书人罢绌百家独尊马列,则这场运动不会在被压迫者的胸中积下大仇恨。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是圣人,也不是伯夷、叔齐那样的为原则而较真的贤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读书人与百分之九十九的种田人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做工人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手艺吃饭的人。随着历史的演化,任何阶级多多少少都要面对手艺更新问题,一个二十年前砌的一手好砖的泥瓦把式,二十年后不得不扔掉手艺而跟着年轻人去学习拼装水泥预制板,未见哪个阶级会为这种无可奈何的事捶胸顿足、喑呜咆哮、仇恨历史。书生们不可能仅仅是因为自己不同意马克思的那些思想观点而与那个时代结下仇。导致中国的知识阶级仇恨同化炉时代者,另有原因。

同化运动确实伤害了中国的知识阶级,但伤害的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的利益,更确切地说,是剥夺了他们的权力。这才是仇恨的根源。

知识阶级往往以对权力的鄙视和厌恶来表现自己的脱俗,以对权力的批评和监督来宣示自己的使命。此一清高被法国哲学家福柯污染了,他认为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绝非象在知识阶级的故作清雅中所表现的那么简单,“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福柯《规训与惩罚》)福柯宁愿把知识与权力看作是一回事,权力就是知识。笔者则倾向于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知识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知识不是权力的对立物,而是权力的一种。百年前中国人把KNOWLEDGE IS POWER这句洋话翻译成了“知识就是力量”。译错啦!应当译成“知识就是权力”的!知识阶级,在任何社会中,都拥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权力。

1.    选书权。

读书人读什么书,自己说了算,此谓选书权。尧舜之前无书可读(陆九渊),无书可选,不在话下。至孔子有六经,述而不作,前人留下什么书便读什么书、教什么书,谈不上选择。稷下学宫时代,诸子一堂,百家争鸣,写书、造书、讲书、读书,新生的中国知识阶级,各持一家义,共读百家书,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社会作为整体,在读书的选择上并无独尊罢绌一类门户优待或岐视。那是一个是书就读的时代。

到了浩如烟海的现代社会,任何一等的超天才也不敢把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挂在嘴上了,一个读书人,必须从浩如烟海中选择自己一生读哪些书。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也不敢妄言一事不知,国家之耻,而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组织、协调、搭配全社会有限的思想力,在浩如烟海中作出自己学术结构上的选择。

谁来主导这个选择?当然是知识阶级自己。读书人读什么书,唱什么调,玩什么主义,都是知识阶级的家事,外人一般不能干预。个别的政治强权有时也会插手知识阶级的读书权,选书权,但是,干预得了一时,干预不了长久,干预得了表面,干预不了内核。秦始皇用了烧书的极端办法,却也只是迫着诸多秦博士们强化了背颂力,读书人心下记念着的,仍是他们想读的那些书。一般情况下,政治家们都是把知识阶级所铸成的学术结构作为既定的历史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去作自己的政治文章。

读书人的选书权,是知识权力中的基础要素,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基础要素。一般说来,谁有权决定让这个社会读什么书,谁就有权为这个社会定什么调,谁就有权主导这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进而,谁就有权影响这个社会的走向。

2.    主流决定权。

思想恒有流派之别,流派恒有主末之分。从中国历史上看,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思想。西汉立国之初,道家是主流;汉武帝以后,儒家是主流;魏晋南北朝,玄学是主流;宋明时代,理学是主流;如此等等。社会的主流思想可能会变化,一种主流可以被另一种主流所代替,但鲜见无主流者。

社会主流思想由谁创造,其演变由谁驱动?还是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既拥有选书权,逻辑上便决定了它必然拥有主流思想决定权,或者说,知识阶级在行使自己的选书权的同时,便是在铸造社会的主流思想。一个社会,读什么书便讲什么话,当然之理。

只是,与学术结构的选择纯粹是知识阶级的家事不同,社会主流思想的铸造过程,政治强权有更大的参与机会,例如,著名的罢绌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的强权意志无疑在其中起了挺大的作用。但如果把这看作是完全的汉武帝一手遮天,却是对历史的误解,也是对知识权力之本质的无知。从某种意义上倒是可以说,非是汉武用董子,乃是董子用汉武也。

当历史偶尔出现不输文彩”“不逊风骚的强权人物,如王莽、毛泽东者时,知识阶级的主流思想铸造权,有可能暂时地大权旁落。然而,只是暂时,只是表面,同化炉时代中国的知识阶级对表面上具压倒强势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暗中抵制,秋后算账,便是例证。假使,这样的强权人物碰巧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学者,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是天下第一,是彻头彻尾的内圣外王,知识阶级也不会服从他的思想权威,他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为整个社会制订主流思想,因为,主流思想的选择与铸造,本质上不是个学识问题,而是个利益问题。社会主流思想的铸造过程,不是个真理探索过程,而是个利益追求过程,是知识阶级运用手中的主流思想决定权而为自己谋利益的过程。而强权人物的利益动机与知识阶级的利益动机,不可能一致,二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必然的。

更假使,这位内圣外王的强权人物代表的是全民利益,并且是全民的长远利益即子孙万代的利益,则此一全民的利益力也依然斗不过知识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力,原因是,全民的利益觉悟永远没有知识阶级的利益觉悟清晰,更遑论那些子孙万代尚未出生,还无法为自己争利益。这一点,韩非子《显学》篇的最后一段话讲得好: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全民,永远是不知好歹的一群。在当代的知识阶级伙同着其他利益集团推动着全社会沿着“科学,发展,进步,生产力,市场的路子往下走的时候,全民,则面对着越来越黑的天空,越来越脏的河水,越来越堵的街道,越来越毛的货币,越来越多的假冒伪劣,越来越恶的芸芸众生,茫茫不知所以然,茫茫不知何所措,木然无觉地继续跟着一条路走到黑。有了这样的人民,知识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所面对着的实际对手,从来就不会是全民,至多仅仅是那个全民利益的代表者个人。知识阶级会利用自己的阶级觉悟优势,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巧妙地把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一旦斗争进入群体对个人的格局,则斗争的胜负结局就会象围棋收官一样简单:随便从“文明世界”的思想武库中拣取一两件法宝,如专制”“独裁一类金箍铁帽,就可以轻拿轻放地把对手收到五行山下了。

3.    话语构建权。

在学术上,体系与体系、主义与主义之间,有思想内容之异,各自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乃至整个话语风格也大有不同,因此,社会思潮的演变,主流思想的更替,往往伴随着整个社会话语风气的大变化。而社会话语风气的变化,必定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大的变迁。知识阶级既拥有了学术上的选书权和主流思想铸造权,自然便拥有了社会话语体系的构建权。百年前中国的知识阶级运用自己的选书权进行了道学改科学的新文化选择;进而,合乎逻辑地运用了自己的主流思想决定权而开始在课堂上乃至整个社会的舆论系统中传布西优中劣;再进而,又运用了自己的话语体系构建权为中华民族引入了一整套的全新的话语体系。这套新的话语体系对中华民族的教育效果,一方面使年轻一代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忘得一干而净,一方面为他们牢牢地培育起了民族自卑感。

话语构建权,是知识阶级影响整个社会风气进而主导历史走向的一条重要的权仗,而白话文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合流,更强化了此一令牌在全社会的执行力。

4.    是非鉴定权。

世间的事,何为对何为错,何为善何为恶,何为好何为坏,何为是何为非,总有个鉴定标准。此类标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且全社会统一。然而,全社会统一,并不是全人类统一。虽然,中国有古圣先贤将之看作是天理 -- 上天喻下来的是非标准;犹太--基督教体系也将之看作天理,摩西十诫真地是上帝从天上扔下块石板,上面写着的;今天中国的知识阶级不说天理,而说普世价值,这普世价值是人类中的上等民族上等文化制订出来,而为下等民族下等文化所效法遵从的,说的仍然是全人类统一的标准。

其实,善恶是非标准是纯文化的,是世间每一个特定的文化自己为自己制订的标准,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标准。如尼采所说,

“任何民族不判断价值便不能生存;如果它要自存,它判断的标准,应当与邻族的不同。许多事物被此民族称为善的,彼民族却认为可耻而加以轻蔑︰这是我发现的。我还发现在这里被斥为恶的,在那里却穿着荣誉之紫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世上有的文化以爹为神,有的文化以神为爹;有的文化中,人见了狗就象狗见了狗,亲狎无间,有的文化中狗见了人就象人见了人,仇视防备。文化间悬隔如此,焉得统一普世的是非标准?

人们说话时使用的词语,一般总有褒贬色彩,在这褒贬色彩中,其实就潜伏着是非善恶的鉴定标准。知识阶级操纵社会的是非观念的一条简捷的杠杆,就是这词语的“褒贬色彩涂抹权”。例如,利已一词,在旧的话语体系中属杨朱一流,是个贬义词,而代之以个性解放,差不多还是那个意思,便成了一个褒义词,利已于是在新的主流思想体系和主流话语体系中便由坏事变成了好事。词义的褒贬转换,多数情况下不必在字面上换词,知识阶级拥有仅仅通过干涂硬抹就改变一个词语的褒贬色彩的权力。例如革命一词,曾是中国现代史上美丽无比的一个词,国共两党竞相使用,如今中国的知识阶级不喜欢它,开始着力在它身上下功夫,离批臭已经不远了。革命一旦批臭了,由褒义词变了贬义词,干革命自然就成了坏事。

知识阶级行使是非鉴定权的另一个历史例证,是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善恶观念的去学术化。是非标准,几千年来总是与善恶标准相联系的,凡事,善的就是的,恶的就是的。以善恶断是非的伦理原则,新潮知识分子不太喜欢,因为科学万能的精神在何为善何为恶的问题上无从插嘴,无能为力,于是推出一个巧妙办法:在学术上只求真理不求善理。 运用自己的学术结构选择权和主流思想铸造权,把善恶的学问从学术体系中清除掉,从而把善恶的概念从人类的心灵中一笔勾销。中国如今的教育系统,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善恶教育的教育系统。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把几千年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的原则砸烂了;二十世纪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把几十年的集体主义、助人为乐、克已奉公、劳动光荣的精神“批臭”了。如今通行着的是以赤祼祼的自由竞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荣华富贵等为内容的个人主义教育,从而创造了一个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可怖的道德环境。

学术界可以不求善理,但人类的天性中与恻隐、羞恶、谦让并列的是非之心仍然存在,如之奈何?于是便有了更巧妙的办法:从科学的理性体系中拣出历史进步的观念,用这个(社会)科学工具把世间的万世万物重新排队,用进步落后来代替,来充当鉴别是非的新标准。

以善恶为中心范畴的三千年中国思想史,就这样被知识阶级小旗一挥,嘎然叫停 -- 知识权力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选书权,主流决定权,话语权,是非鉴定权 -- 知识阶级的这四大权力,在二十七年的同化炉运动中,被尽皆剥夺了。彼时的读书人读什么书,要由他人来规定;彼时的主流思想,不由知识阶级来铸造,而是由政治强权来决定;彼时的话语体系,不由知识阶级来构建,而是由强权者语录来构建;彼时的是非鉴定标准,更是由强权者的思想一家所独断。其他如话语权,舆论权,教育权等等,也统统落入他人之手。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之间的天然分配关系打破了,失衡了;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之间的自然秩序,出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颠倒 -- 不是政治权力以知识权力打造的主流思想氛围为前提条件而制订自己的统治政策,相反,却是知识阶级不得不根据政治权力创造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前提条件来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是朝堂辩论中引用圣贤语录,而是相反,学术辩论中引用领袖语录 -- 知识阶级由圣贤语录的供应者沦为了领袖语录的消费者。

丧权相伴的是失利。同化运动在全面地剥夺了知识权力的同时,也大面积地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同化炉同时就是一口大饭锅,同化运动的另一个侧面是大锅饭运动。知识分子仇恨大锅饭。

其实,思想解放运动真正解放的,并非是思想,而是思想者,是思想者这个阶级的权力和利益。甚至,更深入一步说,思想解放运动所解放的,并不是人,而是历史本身。它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恢复了社会的自然状态,恢复了社会天然权力结构的本来面目,恢复了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的平衡。

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阶级,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但一定符合经济学。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看问题,没有理由把知识分子排除在经济人”“自私人之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等于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超人、非人,其错误如同在布坎南之前经济学把政府看作是无私的一样。西洋知识界已经英勇地把政府从神坛上拉了下来,也许,下一步中国知识界也会慷慨地自己把自己从神坛上拉下来了。

历史上,知识阶级参与即世的阶级斗争,有案可稽;有时是作为被压迫者,如始皇烧书、三武灭佛、雍正文狱、以及同化炉运动;有时是作为反抗者,如五四打卖国贼、六四反官倒等等;有时,也分不清是谁压迫谁反抗,如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死掐。需要指出的是,知识阶级参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可并非象他们自己自作悲情的那样,全是遭受迫害的历史。至少,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招惹知识阶级,是要冒骂名千古的极大风险的。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觉悟是最高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清醒地判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包括几千年前的敌人,几千年前的朋友。运用手中所掌握的话语权、舆论权、骂人权、神鬼鉴定权、青年导师权、历史少女打扮权、先进文化买办权、国际社会勾结权等等,这个阶级不仅具有长期性滴水穿石的软实力,而且在实时即世的阶级斗争中也拥有着相当的硬实力。六四街头清场以后,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在全国各地枪毙的“暴徒,全是工人市民,无一学生 -- 当局的欺软怕硬,为知识阶级实力之硬做了一个注脚。

或曰,知识分子都是些聪明人,社会需要他们的智慧服务,即使将之看作一个阶级,它也应当是一个特殊阶级,优秀阶级。

这话有道理。从一个静态的时点上看问题,知识阶级所拥有的权力,确实是从它的社会价值中派生出来的,是靠着它对社会的智慧服务挣来的,或者说,是社会为了取得他们的社会服务而对其付出的价格,是他们通过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而从社会取得的报酬。知识阶级对社会提供的服务,归纳起来,四个字:出谋划策。所有的科学、技术、文化性工作,都可以理解为出谋划策。正是靠着出谋划策的功能,知识阶级从社会获得了它应得的报酬,同时也保持了自己颠扑不破的历史地位和不好惹的社会角色。

然而,如果把时间视野拉长,拉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则对知识阶级之社会价值的观察,似乎可以换个眼光。说知识分子是聪明人,这话深究起来也不无可推敲之处。其实,聪明,并不是一个自然生理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文化概念。是既定的社会结构,把有些人变成了聪明人,把有些人变成了傻子。社会,拿着由历史铸定的人才范模往人堆上一扣,把人群界定出了智愚优劣。假如人类不发明物理学这个饭门,社会的人才范模上没有物理学家这一格,则爱因斯坦可能只是个二流庄稼把式;假如人类没有为了杀起人来更痛快而琢磨着造原子弹,奥本海默可能只是个看大门的。假如人类迄今仍然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社会,则今天社会中高低贵贱、智愚强弱的秩序肯定不是象现在这样排列的。假如有朝一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又开发出一个新项目,出虚恭比赛,比赛成绩以运动员在指定时间内的施放个数乘以音量系数来计算,这便意味着社会的人才范模上又多出了一格,有一批人物会被这个新格扣中而网入人才队伍,路口那位靠定期在周围马路上撒钉子而艰难维持生计的修自行车的老汉,可能摇身一变而成为为国争光的大人物。正是既定的社会结构,把人群进行了排队,从而使得有些人在社会结构中比另一些人更重要。世上没有哪两个人是一样的,人人都有个性,人人都有特点,是既定的社会结构,把有些人的特点变成了特长,把有些人由凡人变成了“人才”。而这既定的社会结构,这用以对人群进行智愚优劣排队的人才范模,恰恰是由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代积辈累地打造、铸成的。物理学家创造了物理学,物理学进而又创造了更多的物理学家。是知识阶级自己为自己创造了社会地位,是聪明人自己把自己变成了聪明人。

或曰,历史既走到了今天,我们既已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得不依赖知识的社会结构中,面对现实,社会若想在这既定的历史前提下生活得好些,知识阶级的社会服务总是必不可少的。

话在这一层上说也许是对的。然而,纵观人类历史,知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了吗?知识让我们的地球家园更美丽、更平衡、更和谐了吗?谁能证明没有科学的时代,人活得比现在痛苦?少皮没毛的现代人,若是住回山洞,肯定是痛苦的,但是能因此而断定有皮有毛的山顶洞人当初在里边也是痛苦的吗?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庄子.齐物论》)人呆在烂泥塘里肯定是痛苦的,但可以因此断定呆在里边的泥鳅也是痛苦的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可以用今人的实践去检验古人的真理吗?可以用人类的实践去检验泥鳅的真理吗?用今人已经根本改变了的身心主体条件,去估摸古人的感觉,去霸道地断定他们是痛苦的 -- “历史进步主义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估摸的基础上的。如果不能证明今人比古人活得更愉快,我们凭什么说历史在进步,我们为什么要去崇尚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几乎所有的门派,可都是持上古黄金时代论的。在西方思想史上持此议者也不少,如休谟、卢梭。尧舜禹稷,在我们眼中是古人,在孔孟老庄眼中也是古人,是更近一些的古人,逻辑上,孔孟老庄较之我们,在认识那个时代上应当更有发言权。孔子观上喟然而叹者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今不如昔,一世不如一世,我生不逢时而心向往之!我们今天有什么资格绕过孔孟老庄去为尧舜禹稷时代作鉴定呢?我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去推翻孔孟老庄的结论?难道有什么考古物证可以为古人作心证吗?

把科学带给人类的全部生活改良加在一起,与原子弹、雾霾、臭水、垃圾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作一对比,对比之下依然认为历史在进步 -- 难道这价值判断的背后没有隐含着利益吗?历史就象一列火车,知识阶级自认是它的火车头,一个明显的逻辑是,只有把整列火车的走向说成是正确的,才能把火车头说成是个好东西。

当然,若是用这样的恶逻辑来认识整个社会,哪个阶级也经不起分析,在如此的洞察面前,哪个阶级都会脱去光环,工农兵亦然。如果说,人类终有一天会被自己制造的垃圾所埋葬的话,那么显然,每一个阶级都在扔垃圾;如果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如卢梭所说,是一个不断堕落的历史的话,那么,各个阶级都应当对这个堕落负上一部分责任。这世上没有一个阶级是鬼,也没有一个阶级是神,大家都是人。被妖魔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说,社会的格局是由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所形成的合力铸成的,历史的走向是由各阶级在利益争斗中形成的合力所推动的。把阶级斗争理论改个名,改成“社会力学”,在有些人的眼中是不是更好接受一些?

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发明的,马克思自己承认,无论是发现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都不是我的贡献,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更有许多法国历史学家早就指出,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如此说来,阶级斗争,并不是哪个政治强权出来、出来的,而是学术界从客观的历史现实中揭示出来的,是一种理解历史的学术方法,正所谓钥匙也。其实,在马克思以前使用过这把钥匙的,也并非仅是洋人,中国人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也是一种阶级分析吗?既是一把学术钥匙,则根据知识阶级倡行的学术自由的原则,就应当允许人们自由地选择用或不用这把钥匙。

假如,有人使用或试用了这把钥匙,试用的结果,阶级斗争的钥匙碰巧是对的,用它真能打开历史的大门,或者,即使打不开大门也能打开侧门,即使无法通过用它打开的大门看到历史的全貌,也能通过用它打开的侧门看到历史的一个侧面,从全貌或侧面,的确可以观察到人类自己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真相,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的确是历史的客观现实或一定意义上的客观现实,那么,负责任的政治家就应当根据学术界给他提供的这些学术成果,根据从大门或侧门里看到的这些客观历史现实,来制订自己的政策。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能不对,但根本不敢讲甚至不允许讲是不是更不对?

阶级斗争的理论之争,本是学术之争,方法论之争,钥匙之争,在当今中国,它之所以溢出了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敏感点,盖由于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利益因素。阶级斗争的思路,有可能诱导着一些人重新审视自己的阶级地位,有可能从审视中发现自己所承受的社会不公,有可能把人们的阶级反抗意识重新煽动出来。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才有了对这个字眼的厌恶和反对,才有了试图保留压迫却消灭反抗的理论努力。对阶级斗争这个学术概念的政治性反对,恰恰证明了它的客观实在性。

还有,阶级斗争理论无论如何可厌、可恨、可怕,都轮不着知识阶级去厌、去恨、去怕它。知识阶级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中,既不是第一压迫阶级,也不是第一被压迫阶级,它不在阶级斗争第一线上。假如中国有一天真地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或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农民的镢头铁锨远轮不到书生们的脑袋去迎接。它犯不着自作多情地在理论上为他人扛着。君不见那位厚着个老脸出来为半个世纪前自己做的坏事而道歉者?-- 真正对阶级斗争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者,另有其人。

如果,当今中国的主流知识界能够客观公正地承认阶级是一个客观实在;进而,慷慨豪迈地承认自身作为一个阶级也是一个客观实在;再进而,萧洒自如地把自己摆进去,写出一本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或者,若实在不愿意用阶级这个字眼,换个词也行,换成《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分析》也无不可 -- 这才叫社会科学,才配得上知识分子的名称,才有点大脑良心的味道。如此,知识阶级反而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参与到社会的阶级竞争中,为自己争权争利。反之,象现在这样,一方面从阶级暗战中赚便宜,一方面通过发动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大批判来卖乖;一方面土洋红白通吃、荣华富贵全占,一方面挥舞着阶级斗争邪恶论的旗子在大众面前抖机灵,久之,小心有一天把原本属于别的脑袋的镢头铁锨,招到自己头上来。那位靠着在洋大人面前丑化污蔑耻笑自己的乡亲而得了个萝卜干儿奖的高密庄户流球,他就长着一颗招铁锨的脑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如果说这就是历史,那么,知识阶级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永远无须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被消灭的阶级。奴隶奴隶主结构为农民地主结构所代替,农民地主结构又被工人资本家结构所代替,谁见过哪次大的历史变迁中知识阶级被革命者顺手作掉”了?知识阶级从来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主人,同样,它也从来不会成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敌人。

或许,阶级斗争史观对知识阶级的社会角色确有贬低——社会的格局,是由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角逐铸成的,而不是象知识阶级在各种花里忽哨的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中所暗示的那样,是智慧人士们理性设计的结果;历史的运动和走向,是由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来驱动和导向的,而不是由一代比一代聪明的智慧人士发明出一代比一代好的制度来推着走的;知识阶级既不是历史的动力,也不是历史的阻力,它只是以一个普通的利益集团的身份,通过常规的阶级斗争机制参与历史的创造。它不是历史的领袖。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巨大思想力道面前,大脑与良心的神化形象可能被阶级的词语所污染,历史领袖的地位有可能沦为普通一兵。-- 知识阶级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仇视,理性上真正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仅此而已。那么,为此便放弃自己的学术自由传统,划得来吗?最仇恨学术禁区的知识阶级,却因为自己(很可能是算错了账)的利益算计而自己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学术禁区,这种自打嘴巴的行为,脸面上的成本收益账,怎么算?

 

连载于《澳门博彩十大网站大全》2015123